張立文（Shanton Chang）教授發現自己很容易與國際學生產生共鳴，因爲在他11歲那年，自己也成為了一名國際學生。
那時，他離開馬來西亞的家鄉古晉，到新加坡學習。十年後，他又前往珀斯上大學。
“如果覺得我瞭解國際學生經歷的所有情況，那肯定是不對的，因為我們是不同年代的人，”他說。“但至少我需要努力去找到答案。”
這種努力有很多種形式。上世紀90年代，張教授在完成博士學位的同時，加入了國際學生全國聯絡委員會(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)，這是澳洲國際學生的權威機構。作為全國召集人，他協助設計了第一個專門為國際學生定制的技術移民項目。
現在，作為墨爾本大學工程與信息技術學院的教授，張教授正在研究科技如何影響國際學生的行為和決策這個課題。比如，他研究了微信對中國學生學術活動的作用和影響。
張教授也是該學院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院長，他決心幫助來自不同文化的學生一起學習和互動。
“當你18歲的時候，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在自己的舒適區內活動，所以大學實際上有責任提供一個可以讓各種文化相互交流的環境。”
他表示，這樣的環境能夠幫助國際學生應對他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：孤獨感。
在張教授舉辦的如何提高就業能力的學生研討會上，他強調了身心健康的重要性。
“這幾乎就像是隱晦地討論身心健康，”他說。“我總是對學生說的一件事就是，‘如果你不健康，就不能成為一個好學生'。”
國際學生的“榜樣”
找到從張教授指導中受益的學生並不難。
張瑩（音譯）選了兩門張教授的學科，作為她信息系統碩士學習的一部分。
她說：“他教授給我們所有的技術技能和知識，但我覺得除此之外，他還在培訓我們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。”
張瑩將她的前任教授形容為真正關心學生的人。她回憶起他帶學生們去上表演課，在那裡學習肢體語言技巧，説明他們感到更自信。他還註冊了微信，加入學生的線上小組，在下班後回答他們的問題。
“他真正看到了阻礙國際學生發展的因素：是語言技能，是對澳洲社會的文化理解，是對技術產業如何運作以及對如何（在澳洲）申請工作的理解，”張瑩說。
“張教授做了很多工作來幫助我們瞭解澳洲的社會和文化，把我們介紹給他專業領域裡的其他人。”
但有一個時刻令張瑩尤為感動。
在一堂口頭陳述課上，張教授為大家重現了他學生時代做課堂陳述的樣子——輕聲細語，緊張地讀文稿。
“這個畫面讓我印象十分深刻，因為在我眼裡，每當張教授需要在數百人面前講話時，他總是極具口才且十分自信，” 張瑩說。
“這種差距讓我意識到他實際上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他不是生來就那麼自信和能言善辯。我意識到，如果有足夠的時間，我也可以提高自己一直想提高的技能。”
張瑩最初計劃在澳大利亞工作幾年後就回到中國，但那堂課讓她改變了主意。
她申請了大型房地產廣告公司REA集團一個競爭激烈的畢業生項目。
“我覺得在我的那一組大約有500人申請，他們只接受一個人，我當時很懷疑自己能否成功，”她說。
“但每次我有這種自我懷疑的想法時，就會提醒自己，即使對於像張教授這樣今天如此成功和自信的人來說，也曾經膽怯，不太自信。一切事情都需要練習和堅持。”
張瑩最終被選入了這個項目。一年半後，她轉為全職業務分析師。
“張教授和我仍然不時聯繫，”張瑩說。“每當有什麼活動，或者他知道什麼人可能會對我有幫助，他就會發消息讓我知道，我真的很感激。”
“他就像我的榜樣。”
不僅僅是經濟收益
2021年，張教授的努力得到了認可，澳洲國際教育協會（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）為他頒發了卓越獎。
鑒於新冠疫情期間對大學造成的干擾，教育產業正在採取措施確保學生感受到更多的歡迎和支持。
僅在2019年，國際教育就為澳洲經濟貢獻了約400億澳元。
但張教授說，國際學生不僅僅給我們的經濟帶來了收益。
“你所投入的事情是你在學生畢業後看到他們的成長，以及他們願意回饋年輕的學弟學妹，”他說。
“我所要做的就是問他們，‘嘿，你能來參加一個小組討論，回答一些問題並指導一些年輕的學生嗎？'答案通常是肯定的。”